??1949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涇縣地方政府對全縣含宣紙行業在內的工商業進行全面摸底分析。據當年9月16日的《涇縣宣紙報呈》記載:“中華民國十年（1921）至抗戰前夕為宣紙業的全盛時期，其時有槽戶三、四十家，主要分布在小嶺、東鄉一帶，紙槽120余簾，連年產紙700余噸，時值70余萬銀元，造紙工人2000余人，原料采制工人3000余人，直接間接依宣紙為生者約近兩萬人之多。”另據涇縣宣紙廠于1956年對全縣宣紙業的調查:“抗日戰爭”前全縣有40余家槽戶的宣紙廠家，144簾槽的宣紙生產，年產宣紙700噸。盡管此次調查開展方只是股份公司前身的涇縣宣紙廠，而且調查時間截點也不一樣，但其調查結果與1949年9月涇縣地方政府的調查數據還是比較接近。

圖  戰爭年代極不穩定的宣紙價格(《涇縣志》1996版259頁)

??1937年的“抗日戰爭”爆發后，涇縣地方經濟日益蕭條，據民國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的涇縣地方政府統計：“只有24簾槽生產，以后還逐年減少，主要原因：宣紙生產廠家肩負著繁重的苛捐雜稅，因戰亂交通常有堵塞，運輸時間拖長，廠家資金周轉困難，貨物積壓，工人沒有生計，生活難以維持，無心生產，少量的宣紙生產也是粗制濫造，廉價出售，工廠虧本，再因建國前國民政府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紙幣日益下跌，無法經營，加上紙鄉田地少，工人沒有食糧，造成工廠紛紛倒閉，宣紙生產一落千丈，生產設備毀壞，廠房倒塌，宣紙原料荒蕪，到建國前夕只剩下破舊的幾個紙槽，而且全部停產。宣紙工人只能依靠砍柴度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流落在外鄉的造紙工人逐漸回到家鄉，散失在全縣各地的宣紙工人生活也相對安全穩定。1949年11月，有3家造紙企業開始恢復生產，烏溪關貓山曹康樂等人，利用原懷遠莊宣紙廠舊址，由14戶投資時價320擔大米的資金，恢復了兩簾槽的生產。其中：固定資金時值約大米20擔，流動資金時值約大米300擔。曹康樂任經理，曹世舜任副經理，商號：新生宣紙廠，是當時***的宣紙生產廠家。古壩中郎坑開設了“民生宣紙廠”，曹民甫任經理，曹先登任副經理。小嶺元龍（牛籠）坑開設了“三合成宣紙廠”，曹世進任經理，曹慕陶任副經理。1950年至1951年9月間，先后又有曹清和在小嶺組織了“曹興泰宣紙廠”；曹康樂在小嶺金溪（坑）開辦了“曹允吉宣紙廠”；曹寧志在小嶺村開辦了“工友宣紙廠”。以上這些廠都是合資形式，除此之外，曹康松、曹耿生二人還分別組織了“宣紙生產小組”。
??獨資形式的廠有：曹元忠在小嶺許灣組織了“曹恒吉宣紙廠”；曹世進在壩頭東坑組織了“曹寶發宣紙廠”。還有一些小廠在較短時間里自行開槽，時間不久就歇業，因時間短、規模小，就沒有資料顯示了。在宣紙加工方面，陳廷駒在小嶺大成開設了“陳廷記色宣加工坊”。據當年的資料記載，當時直接從事宣紙生產的從業人員就有300余人，先后有15簾槽生產。
??由于政局初定，局部戰爭時有發生，信息溝通、交通運輸不暢，加上各新廠資金不足，產品銷售困難，基本都以當地及周邊地區社會民用為主，少量的宣紙通過各渠道外銷，且

圖  舊日的工人履歷表

??價格低廉。這些廠家只是利用原積壓的原料（燎皮、燎草）生產一點，銷售一點，用回籠資金來維持工人最低的生活，總體還是入不敷出，處于生產了要虧本，不生產又無來源的兩難之中，時常出現這邊生產那里歇業的波動狀況。
??1950年，涇縣人民政府根據廠家情況而發文：因宣紙是裝飾品工業，受淘汰，價格低廉，不夠成本，準予歇業四戶。1951年12月，涇縣油紙專業公會的報表記載：宣紙廠家原有五戶，新開兩戶，歇業四戶并入涇縣宣紙聯營處，現有三戶。這三戶分別為宣紙聯營處和兩戶宣紙生產小組（1952年歇業）。1951年宣紙產量按季度統計分別為：一季度249件，二季度195件，三季度45件。總體狀況是開業后逐漸歇業，產量猛降，宣紙工人處于動蕩不安的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