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人袁枚有言：所謂詩人者，非必能吟詩也。果能胸境超脫，相對溫雅，雖一字不識，真詩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對塵俗，雖終日咬文嚼字，乃非詩人矣。回望民國時期文壇上的大師們，雖不能個個寫得一手好詩，但他們胸襟開闊，博雅深邃，堪稱真正的詩人，令人瞻望弗及。“鬼才”徐訏可算是其中一個。

　　1934年，徐訏剛剛從北大畢業，在《人間世》做編輯，1936年又創辦《天地人》半月刊。這段編輯生涯使得徐訏和當時文壇上的大批作家結交，比如林語堂、魯迅、周作人等等。

　　作為一個文壇新人，徐訏曾有幸參加了林語堂和魯迅的聚會。魯迅和林語堂是老朋友，一見面便侃侃而談，年方25歲的徐訏在一旁“靜陪末坐”。30年代的上海，由于“治外法權”的存在，文化思想相對自由。新月派文人提倡“人性論”，論語派文人提倡“性靈學”，左翼文藝界與各種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潮展開論戰。徐訏遵循林語堂“自由主義”的編輯理念，推崇周作人閑適沖淡的文風和提倡“自己的園地”的主張，“藝術的創作只是作家自己的表現，每個人該有自己的園地。”（徐訏《知堂老人的回憶錄》）所以，徐訏廣泛聯系各路作者，積極推動小品文的發展，使得《人間世》薈萃京派、海派、左翼的文章，讓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聲音同在《人間世》出現。有一次，徐訏向魯迅約稿，理由是既然魯迅不贊成《人間世》閑適的態度，就更應該在《人間世》寫點匕首投槍的文章。對于《人間世》“閑適”和“獨抒性靈”的文學主張，魯迅是頗不以為意的。他曾在《天生蠻性》一文中說道：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最后，魯迅以“靜觀大師們打太極拳”的態度拒絕了這一請求。徐訏只得作罷。

　　有一天，徐訏忽接到魯迅的一封信，拜托他幫忙發表一篇署名“閑齋”的文章。因為魯迅的信是用毛筆工整地寫在白宣紙上，而徐訏總用洋紙洋筆書寫，這讓后輩徐訏覺得高下立判，慚愧不已，便想向魯迅求一幅字。魯迅爽快地答應了，但幽默地表示不寫格言之類。徐訏受到魯迅這樣一個文壇盟主隨和態度的鼓舞，就買了宣紙送到內山書店，并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準備和一個名為趙璉的女子成親，希望能有魯迅的墨寶光耀寒齋。因身體不適，魯迅過了三個多月，于1935年3月22日才揮筆寫下了兩幅字。一幅是立軸，所錄為南宋名士鄭所南《錦錢集》中的詩作：“昔者所讀書，皆已束高閣；只有自是經，今已俱忘卻。時乎歌一拍，不知是誰作。慎勿錯聽之，也且用不著。所南翁錦錢集箋之一 魯迅。”另一幅是橫條，所錄為李賀的詩句：“金家香衖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 錄應伯訏先生屬乙亥年三月 魯迅。”徐訏得之，十分珍愛，將它們裝裱成軸，掛于他當時寄居的上海懷正出版社的客廳里。

　　第二年，魯迅因肺結核永遠離開了人世。徐訏寫了一首名為《紀念魯迅》的詩，以寄哀思：

　　我就在你留給我們的那疊書前，

　　默默地癡望著你名字來紀念你。

　　于是我感到你在“藥”中所感到的寂寞，

　　不敢想象你現在尸軀里有多少寂寞！

　　我不忍在紀念席上說一句話，

　　不敢在雜志上寫一篇文章，

　　我就在你留給我們的“藥”上，

　　癡想那可疑的花圈來紀念你。

　　很多年后徐訏寓居香港，得知蘇雪林在臺北《傳記文學》上對魯迅破口大罵（詳見1966年發表的《魯迅傳論》，后收入《我論魯迅》一書）：

　　魯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個渺小；魯迅的性情，是兇惡，兇惡，第三個兇惡；魯迅的行為，是卑劣，卑劣，第三個卑劣。更以一言括之，是個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都夠不著的角色。對貧困的青年作家（如蕭軍、蕭紅、葉紫等）的經濟援助則是小恩小惠，籠絡人心。

　　雖然徐訏知道自己和陶亢德被魯迅看作是“林門的顏曾，不及夫子遠甚遠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但面對蘇雪林過盛的火氣，徐訏還是撰文《魯迅先生的墨寶與良言》，為已逝的魯迅說了幾句公道話：

　　我不敢高攀魯迅先生，既不會說“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學生，更不是他的親密戰友。我只是一個相信魯迅先生是有文學天才與有文學修養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點，魯迅亦自難免。

　　魯迅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贊同他的思想；但他是我所敬佩的作家……我對于魯迅的印象就是他對人的慷慨和沒有架子。比如前文提到的求字一事。再者，即是魯迅對貧苦青年作家的慷慨支援。

　　基于上述兩點，徐訏點名批評了蘇雪林：

　　臺灣《傳記文學》上曾有蘇雪林寫魯迅的文章，刻薄陰損，似有太過。特別是關于魯迅在金錢上小氣一節，我覺得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在前輩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夠慷慨地幫助青年的作家與教育界人士的，據我所知，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與魯迅相比的。我雖沒有向魯迅有什么金錢或其他往還，但耳聞的實在太多。許多從內地以及以后從東北來的流亡年輕作家，求魯迅幫助的，或多或少，總沒有失望過。而鼎鼎大名的袞袞諸公比魯迅富有的則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說，這是魯迅的想有群眾，是以小惠籠絡青年的手段，但許多事實是魯迅有時并不要別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覺得魯迅對于弱者貧者的確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實即以對人施惠以籠絡人心來說，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眾而不肯對人施小惠多著呢。許多過分刻薄的批評可以使任何善舉都成為丑惡。

　　面對蘇雪林對魯迅的人身攻擊，徐訏對魯迅的袒護比胡適更公開，態度更鮮明。蘇雪林在魯迅逝世后不久，曾致書胡適，宣布要“向魯黨挑戰”，說魯迅是“刻骨殘毒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胡適雖然認魯迅為“敵黨”，但覺得立論也應“持平”，在寫給蘇雪林的信中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1936年12月14日致蘇雪林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

　　半個世紀過去了，由于政治及多方面的原因，曾經風靡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江南北的徐訏塵封至今。直到1966年至1980年，臺灣正中書局出版了《徐訏全集》共18集，其中小說10集，散文與文論4集，新詩2集，戲劇2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總計有2000萬字。1996年，陳逸飛將徐訏的小說《鬼戀》改編成電影《人約黃昏》后，大家才重新關注起徐訏。林語堂曾說，徐訏與魯迅同為20世紀中國的杰出作家。雖然林氏對中國新詩一般都無好評，但卻贊譽徐訏為惟一的中國新詩人，稱其詩“自然而有韻律”，發自內心深處。而筆者覺得，徐訏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寬容正直的品格書寫了一首意境悠遠、綿邈無盡的詩。

　　（本文編輯 謝寧）